大声姐（主持人）： 李厚辰，欢迎来到纽约。这一年来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，看你在公共领域的参与。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冲动，想真正了解你。这档节目的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叫《一个80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养成》。如果让你向别人介绍自己，或者你最希望别人怎么理解你，你会怎么做自我介绍？ 回答：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。有的人有非常个体面、正当的头衔，但我是一个没有头衔的人。我曾经想过印名片时下面那行字该写什么，我现在印的是“独立学者”（Independent Scholar），专注于中国经济分析和开源信息分析。我愿意加上“中国”这个词，因为我的话题和关注点就是了解中国。
大声姐： 那我们来“查户口”，交代一下出场配置。你是哪年生的？哪里人？ 回答： 我生于1986年，是四川德阳人，离成都60公里的一个小城市。
大声姐： 站在你现在的年龄段（40岁），你觉得自己做到你希望的样子了吗？ 回答： 很难讲。小时候在小城市，视野很狭窄。如果问小时候的我，40岁时会不会在国外生活、做现在这些事，我是绝对想不到的。我小时候想当一名天文学家，这纯粹是被小学课本塑造的空洞愿望。大学时（2004-2008年），正值中国商业蓬勃发展，我觉得当一个商业精英最体面，出差坐头等舱、住五星级酒店。后来我确实进了管理咨询公司，实现了这种生活，但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之后经历了互联网创业、失败，然后开始做独立知识分子，做播客《翻转电台》（Flip Radio），定位是自由派、对政策有批评。但我当时也没想到会走到出国这一步，更没想过会如此严谨、成体系地投身中国民主化的事业。
大声姐： 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很有趣，在台湾或海外，人们有时不理解它的特定含义。你在节目中展现出一种“什么都懂”的状态，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？ 回答： 我在把我了解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分享出来。我不再做简单的哲学科普，而是把我好奇的问题讲出来。比如我对中国经济感兴趣，因为我认为未来中国如果发生政治变化，动因和结构一定来自经济。我每天看数据、看政策，把自己研究的结论分享出来。我所做的事，50%以上是因为我自己想知道真相，另外50%是分享给有同样需求的人。
大声姐： 能具体说下你的工作内容分布吗？ 回答： 我的内容分为三部分：
大声姐： 在当前的言论环境下，你原本在海内外的“成名之路”有很多诱惑，但你坚定地站在了反向的一边。在政治光谱上，你如何定义自己？ 回答： 我肯定属于自由派，但我是一个**“中右”的保守主义者**，是一个儒家底色的保守主义者，没有任何激进的进步主义色彩。我认为宪政民主是最正当的制度。我反对中共尤其是习时代之后的统治方式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德判断。这个体制在新疆、香港、西藏所做的明显是不好的。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不觉得有任何需要闪躲的地方。
大声姐： 但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做这种严肃的公共政策分析和政治批评，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选择。 回答： 我非常清楚这种“不合时宜”。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适合传统知识分子的环境。互联网是靠“情感结构”划分的，而知识分子的工作基础是事实、数据和理论，即使有强烈的爱憎，也要通过理性去构建。我曾尝试迎合这种情感结构，做了两期节目后就放弃了，因为太没意思了。我的风格是高度分析性的（Analytical）。
大声姐： 这种风格在互联网上能产生影响力吗？ 回答： 总量上看，在互联网版图里简直沧海一粟。但我吸引的是那些个体自主追求比较高的受众，他们对思辨过程（Intellectual process）感兴趣。最近在推特（X）上与人论战，让我发现我还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辩论者（Public debater）。
大声姐： 过去十几年，中国曾有过一个“知识付费”的黄金期。陈丹青、梁文道等传统知识分子都曾活跃在这些商业平台上，你是怎么看这个市场的兴起与收缴的？ 回答： 这个市场是从2014年互联网创业潮开始的，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渗透。最初是罗振宇的“得到”和樊登读书，核心是“拆书”这种商业模式。后来出现了“看理想”这种知性更强的平台。当时的记者、大学老师通过这个窗口开始大规模接触公众。但现在这个大潮已经收尾了，被疫情后的播客潮和更廉价的短视频（抖音、小红书）支解了。
大声姐： 你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？ 回答： 我是2014年开始互联网创业的，做的是真正的“共享经济”（Sharing Economy），一个叫“借”的App，让人与人之间互借东西。这个项目拿了天使轮但没拿到A轮，失败了。为了吸引爱读书的优质用户，我开始做播客。我是“北派播客”第三代，早年曾作为常驻嘉宾在《糖蒜广播》和《U4D8》学习了一整套专业的录音和后期技术。2016年我开始自己做，就是《翻转电台》的前身。
大声姐： 后来你为何没有走“知识付费”赚大钱的路？ 回答： “看理想”曾找过我，但我有一种执念：知识应该是公共的、免费的。我不赞成知识付费。所以我拒绝了开课赚钱，而是选择给他们的公众号写专栏，拿稿费，让读者免费看。我从那时开始写实评，性格爱恨分明，文章越写越直接。2019年香港抗争、2020年批评健康码，我写了多篇阅读量几十万的文章，那时的言论空间还允许这些文章存活一两个小时。
大声姐： 你在国内影响力的巅峰是什么样的？ 回答： 播客和文章的受众加起来大概几十万。最“体面”的时刻是受邀主持百度和碧桂园赞助的纪录片《十日谈》，和陈丹青、梁文道、周轶君等名流对谈。那项工程成本很高，四机位、大团队。当时觉得挺有面子，但现在回想，我并不遗憾那种生活的结束。我觉得现在揭露中国经济真相、做公共表达，比跟名人们风花雪月更有价值。
大声姐： 很多人选择留在国内市场并进行自我审查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 回答： 现在那些假装中国还有蓬勃文化产业的人，要么是骗自己，要么是骗子。如果你认为在当下的国内环境里做的事特别有价值，那多少有点自欺欺人。即便像马前卒这样在B站长袖善舞的，他的内容也是“两分骂、八分对齐官家叙事”，并没有真正揭示问题。
大声姐： 对你来说，什么是“价值”？ 回答： 价值不是个人快感，而是具有公共性的东西。价值是能真实、可持续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（尊严、经济）的事物，它与是非判断高度相关。而“意义”则更个人，是你在实现公共价值的过程中，在名利不足时支撑你干下去的动力。我想兑现自己的潜能，让世界变得更有秩序，这就是我的愿景。
大声姐： 这种“不害怕”的勇气从何而来？ 回答： 首先是为了“体面”。自我审查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。 既然到了海外，就是要过体面的、大方的、美的日子，如果天天躲躲闪闪就太不美了。其次，相比香港、新疆受难的人，我遇到的这点麻烦（被删帖、不能回国）门槛实在太低了。如果这点阻碍就让我闭嘴，那我人生的门槛也太低了。
大声姐： 到底哪个时刻让你决定彻底离开中国？ 回答：2022年上海封城。 封城前，上海还被吹捧为“精准防疫”的特区，结果瞬间崩塌。封到第15天时，我受不了那种荒谬了，我告诉自己：如果封到20天，我一定要离开中国，把这一切写下来。 这是一种史家的责任感，像司马迁上升一样。我离开就是为了能纯粹、自由地把这荒谬的一年记录下来（即《疫年纪事》）。